为何在科举大兴以后宋明等朝的奸贼就越来越多了?

晚明文坛领袖、东林党巨头、著名贰臣钱谦益,在今天最脍炙人口的段子就是“水太凉”和“头太痒”。

前者说的是当清军包围南京时,钱谦益的继室夫人柳如是提议效屈原投江之高节,一起跳湖共殉国难。老钱开始答应了,结果走到湖边拿手撩了撩湖水后,慨叹了一声“冷极奈何”后就死活不肯跳了,而且还硬拽着媳妇不许她自尽。

后者说的是清军在占领南京后下达了“剃发令”,遭到了全城士民的。而钱谦益却在某个早晨对家人说了句“头皮痒得厉害”,然后就出门去了。等他回来的时候,脑瓜顶已经装上了止痒神器——金钱鼠尾辫。

这两个故事正史不载,野史中提到的也寥寥无几,大概率是后人编排钱谦益的。被人无中生有的泼脏水,还大肆讽刺侮辱,老钱冤不冤?看上去很冤,但其实一点也不冤。

大明朝亡国时,尽管有很多仁人义士慷慨赴死,但大多数人的选择却是随波逐流和麻木不仁。当然更不缺少主动开门迎贼的软骨头和贱骨头,而钱谦益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尽管钱谦益后来屡有感怀前明、暗中支持反清之举,但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却一眼就看穿了他的私心——你要是能为大明朝死节,哪怕指着俺们满洲人的鼻子骂十八代祖宗,朕也敬你是条汉子。可你死又不肯死,还跑到俺们大清坐享荣华富贵,却反过头来拿“狂吠之语”著书立说,不过是为了借此掩饰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

乾隆皇帝越想越来气,不但将钱谦益扔进了《贰臣传》,还发挥特长写了首打油诗对其冷嘲热讽,这就是《观钱谦益初学集因题句》:

话说乾隆皇帝才算是条汉子,起码埋汰人是把好手——他不但弄出本《钦定国史贰臣表传》,将在明末清初之际“畏死幸生,忝颜降附”,包括对“我大清”立下过赫赫功勋的洪承畴、祖大寿、李永芳等120多名降臣降将钉在了耻辱柱上,又搞了本《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专门用来纪念明亡时的殉节忠烈之臣。

在这本可能是专门用来羞辱贰臣们的名录中,虽然载入的前明义士数量高达3835人,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平时无甚表现而慷慨致命”或“微官末秩诸生韦布及山樵市隐”者,说白了就是小官小吏或干脆就是平头百姓。而“立身始末卓然可传入专谥者”,也就是线人而已。

在大明朝,能成为大人物的前提,就是得有个进士出身。然而这些在民间有着“文曲星”光环而傲然于世的帝国精英们,在面临真正考验时的总体表现却是让人失望的。无怪乎同是进士出身、后来在清军入闽后自缢殉节的曹学佺,会悲愤的发出“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呐喊。

而且这似乎不光是大明朝的问题。只要我们回过头来认真研读一下史书,就会发现这样一个诡异的现象——随着两宋以来科举大兴,各种奸贼就变得越来越多了。

自打《史记》横空出世以后,以后历代史书都纷纷仿效其体裁进行编纂。因此在太史公将汉初以来他老人家认定的坏种如邓通、韩嫣、北宫伯子等集体打包,再一股脑塞进《佞幸列传》之后,史学后辈们也有样学样,以至于二十四史中的19部都出现了这样的坏蛋大合集,合计载入323人次。

那什么人才能算是坏蛋?西汉刘向在其所著的《说苑》一书中给出了标准,即为人臣者有“六邪”——其一曰“具臣”,就是混日子,既不干活也不管事的庸臣碌才;其二曰“谀臣”,就是对君主逢迎献媚,迎合溜须的马屁精;其三曰“奸臣”,就是嫉贤妒能,弄权误国的奸险之辈;其四曰“谗臣”,就是指以巧言令色排除异己,祸乱朝纲的小人;其五曰“贼臣”,就是专权擅势,结党营私,祸乱天下的野心家;最后一种就更厉害了,叫“亡国之臣”,简直集前五邪于一身,哪朝哪代碰上都得玩完。

而在两宋之前,能够荣登正史坏人榜的其实也是啥货色都有。比如让太史公深恶痛绝的邓通、韩嫣以及班固在《汉书》中查漏补缺的张放、董贤等人,除了跟当朝皇帝成为好基友外似乎也没干过啥别的坏事;像是弘恭、石显、宗爱等权宦跟后来大明朝的特产——刘瑾、魏忠贤等公公基本属于一路货色;而像江总、纪僧真、沈客卿、孔范或是才能平庸占据高位,或是本性恶劣肆意妄为,甚至于阮佃夫、王道隆、郑俨等人连自家皇帝都弄死过,但在正史中统统被归类于佞幸、恩幸或幸臣。

啥意思呢?就是史家认为这些人或许本性就是坏的,但之所以干出这么大的坏事,追根究底还是皇帝的错——要不是皇帝眼光太差非得重用这帮家伙,他们也成不了这么大的祸害。

所以按照刘向定下的标准,在《书》问世之前世上最恶之人也没突破“六邪”中的第二个层次,即谀臣,也就是马屁精。

变化发生在唐朝。关于唐朝的正史有两部,分别是五代时的后晋刘昫等人所撰的《旧唐书》和成书于北宋中叶的《书》,而这两部史书对于坏蛋的判断标准截然不同。

在《旧唐书》中,刘昫认为终唐289年中值得专门拎出来吊打的大奸大恶之徒,也就是安史和黄巢这两场内乱中的主要头目以及跟着凑热闹添乱的朱泚和秦宗权而已。但欧阳修对此极不赞同,认为老刘要么是眼神不好,要么就是有意姑息养奸,于是干脆在《书》中将这个榜单由《旧唐书》的9人一口气扩大到了37人之多。

更重要的是,在老欧阳看来用马屁精已经不足以形容这批坏蛋之恶,就重新给他们做了个分类,分别列入《奸臣传》、《叛臣传》和《逆臣传》。

从此以后这就成了个惯例,哪朝哪代要是揪不出一大串的奸臣、逆臣啥的,都不好意思出门见人。还有个《明史》别出心裁,又整出来个本朝特产《阉党传》。

比如仆固怀恩。这位铁勒硬汉不但为了大唐在战场上打生打死,而且全族有46人死于王事,堪称是满门忠烈。同时为了彻底搞死安胖子,他还不惜拿自己的亲闺女和亲回纥——这几乎是中国史上唯一非皇族或非以皇族名义对外和亲的例子,谁敢说老仆固有任何对不起大唐之处?可在战后他先是被唐代宗玩心眼耍得团团转,又被宦官骆奉先陷害逼入死地,这才不得不起兵反抗,这样的人物又岂是一个“叛臣”的标签就能盖棺定论的?

再如高骈,那可是晚唐仅有的几个能拿得出手的名将之一。有他在,吐蕃、党项等强敌望风披靡,安南之患转瞬即平,让大唐朝深陷泥潭的南诏不敢来犯,即便是让人诟病的讨伐黄巢之役,高骈也比大多数同期将领打得出色。就因为他性格比较跋扈,又脑袋一抽接受过李煴授予的伪职,就可以一棒子将其打入叛臣的行列?

按这个逻辑晚唐时又有几人不是叛逆?老欧阳的黑名单就算再扩张个十倍,都未必装得下。

“内实险詖,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妬善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贞观政要·卷三·论择官第七》)

按照这个标准,李义府、陈希烈、卢杞、蒋玄晖等人确实算得上奸臣,但像许敬宗这种皇帝的狗腿子顶多算是个谀臣。而作为酿成安史之乱的两大罪魁祸首,为啥李林甫位列《奸臣传》,而杨国忠却不见踪影,就因为他还有个外戚的身份?

这其实就是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两宋以后士大夫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凡事先不论对错,而是看你的坐在哪一边。

党争这种东西,想在史书中找到其起源根本就不可能,我觉得恐怕早在猴子变成人的时候就有了。毕竟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争斗,闲着没事要是不斗一斗,那日子过得还有什么滋味?

但在两宋以前,大家斗归斗,但大多能就事论事。甭管彼此间有多大的矛盾,但一般不至于激化到进行人身攻击的程度,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也能合作或达成一致意见。

比如汉武帝刘彻曾大力提拔寒门士子,在身边组织了个秘书班子,被称为“内朝”。这无疑是动了充斥着各种权贵的“外朝”的奶酪,所以彼此间斗争得很激烈。可一旦遇到军国大事,比如匈奴人打来了,那么无论内朝还是外朝,都只会发出一种声音——

可从自晚唐的牛李党争开始,这种斗争就变了味道。基本上就成了只要是你反对的,我一定赞成;要是你赞成的,我必须无条件反对。至于因此于国于君于民而造成的后果,又关我屁事?

这种情况到了两宋以后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比如旧党大佬司马光为了反对主战的新党,甚至主张将宋神宗时期耗费了无数国帑和将士生命才夺取的土地,无偿的归还给老冤家西夏——这种不顾家国安危,只为个人意气和小团体利益的政治态度,也愈发的司空见惯和不足为奇了。

像南宋小朝廷刚成立那会儿,赵构麾下的文武大臣们最关心的并非是作为生死大敌的女真人,而是主战的想弄死主和的,主和的想把主战的统统撵到天涯海角去。赵构遇到什么难题要是问句该怎么办,永远也甭想得到一致的答案,永远都是各吹各的号、各跑各的调。

而且这种斗争在正常情况下没个几十、上百年根本就不可能分出个胜负。除非皇帝这个裁判作弊,主动吹黑哨,才能使得局势快速出现变化。比如赵构,称帝后满脑子都是逃跑的想法,于是主和派志得意满;等被女真人搜山检海后终于冒出几丝血性,于是主战派的春天就到来了;可在淮西兵变后,赵构对武将权力扩张的恐惧大过了女真人的威胁、秦桧再顺势来句“陛下,要不咱们议个和”时,岳飞的悲剧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可能大家跟我一样,都觉得刘彻时的党争挺好,到了赵构那会儿就太不像样。可当皇帝的恐怕不会这么想——要是臣子们都一条心,那还要皇帝有何用?就算刘彻想议个和(只是做个假设),可面对铁板一块的朝堂恐怕也只能硬着头皮去跟匈奴人死磕。这样一来会不会让老刘觉得自己下的那张宝座有点不稳当?

从大秦到大唐的一千多年间,我们经常能看到当皇帝的动不动就被臣子们联手干掉,或者不明不白的就挂了——在我统计的从秦到清正史所载的444名君王中,非正常死亡的(还不含改朝换代时被弄死的)就有131人,占总数的三成之多;其中在两宋之前的就有111名君王死于非命,比重达到了七成以上。

而到了像宋、明以及清朝这样汉化程度非常高的王朝时,证据确凿的以臣弑君的例子,是不是一个都找不到了?

之所以发生如此巨变,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党争的日趋激烈化和无底线化。当一个王朝的最高决策机构开始分裂,从根源上就无法站在同一立场上时,皇帝才能真正站到最高决策者的位置上,实现真正的君主集权。

而在两宋之前、具体说是科举成为一个王朝唯一的人才选拔方式之前,这种事情根本无法想象。

因为那是贵族、勋族以及士族才是一个帝国的真正统治者的时代,皇帝不过是他们推上前台的利益代表。如果这个代表不能服从甚至违背他们的意志,那么他们根本不介意再换个代言人上去。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汉唐时对外总是采取积极的开拓进取的态度,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均集中在北方,尤其是那些世家豪门几乎都扎根在黄河流域,而这一地区恰恰是受外族入侵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因此哪怕仅仅是为了保证老巢的安全,他们也要拼命鼓动朝廷坚决的反击,而且不仅要反击,还要打到塞外的草原戈壁去,从而在黄河流域的外围建立宽大的战略缓冲区,这样他们晚上才能睡个安稳觉。

这时要是有人敢在皇帝的耳朵边说上一句“陛下,要不咱们议个和”,那么这货肯定会成为天下公敌,最后死得连渣渣都剩不下。

(有人可能会拿两晋南北朝来质疑这个观点。事实上五胡之乱起初是一场由内附胡族引发的叛乱,属于内乱范畴,跟异族入侵是两回事。)

还有为啥汉唐都不惜代价的经营西域?除了西域的战略价值外,别忘了那块地方最出名的是啥?丝绸之路啊!简直就是世家豪门的聚宝盆。所以只要朝廷对西域有点想法,就算政见再冲突的一般也不会有人跳出来反对,因为那会引发众怒,也属于找死的行为。

所以那时的朝堂党争其实非常简单。但就个体而言,可能有生死冤家,还可能是不死不休的那种。但在宏观利益上,那些出身大家高门的权贵们却是一致的,即便有分歧,问题也只可能出在皇帝身上。

那也不要紧,弄死或废掉再换一个上去就是了。在大多数时候,他们甚至不屑于改朝换代。

毕竟贵族、勋族也好,士族也罢,动辄传家数百、上千年都是寻常事。就算官爵也通常是可以世袭的,所以大家要世世代代打交道下去,就算有仇也没必要把事情做绝,还得为子孙后虑嘛。可皇帝就不一样了,就算最坚挺的老刘家也不过坐了405年的天下,跟世家相比就是个渣渣,不弄你弄谁?

科举到底始于何时至今仍有争议。但甭管是发源于两汉、南北朝,还是隋朝或唐朝,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在中晚唐之前,科举对于真正的权贵而言就是个笑话。

证据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看到由科举步入仕途的新科进士时,曾幻想“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但事实却是在整个贞观年间真正出身寒门,且经科举步入重臣行列的,也只有马周一人而已。

请注意,这里的寒门可不是指家境不好的平头百姓,哪怕史书中白纸黑字的写出来也不足为凭。比如马周:

“马周,字宾王,清河茌平人也。少孤贫,好学,尤精《诗》、《传》,落拓不为州里所敬。”(《旧唐书·卷七十四·列传第二十四》)

马周要是真的“贫孤”还能读书?这在两宋之前又是一个笑话。要知道那时候的教育成本高得令人难以置信,一个小康之家要是出了个“逆子”、非得读书的话,几年时间就能让全家吃糠咽菜都难以饱腹简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所以像马周这种读得起书还能读得通、读得精的,起码也得是个庶族地主出身,就是有钱但没出身地位的那种人。

所以所谓的“贫孤”要看跟谁比。像我就自以为小日子过得不错,但跟那些“爸爸”、“小目标”们相比,说我穷得叮当响都是抬举我了。

而且那时的科举制度还不完善,近乎可以公开作弊(比如“行卷”的风行),所以没关系没背景的寒门子弟想通过科举入仕的难度近乎登天。再加上初唐的人才选拔制度不止科举,举荐、门荫仍大行其道,士族子弟照旧生下来就能做官,所以科举压根就不受重视,寒门子弟就算考出来也在仕途上没出路,除非去投靠士族。

改变发生在武周时期。女皇姐姐为了打压士族,大力支持科举选拔人才,不但增加了录取人数,还首创了殿试制、糊名制等办法,使得科举更加公平、公正、公开,这才使得更多的贤才看到了仕途上的曙光。

尤其在中唐以后,科举在选材方面的作用愈发突出。著名的牛李党争,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看作是代表进士出身的官僚(牛党),与代表士族出身的官僚(李党)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

而唐末黄巢之乱和朱温擅政时又一口气将士族门阀给斩尽杀绝了,因此从北宋开始,科举已经成为入仕的唯一出路,这也使得朝堂上的政治斗争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模样。

前边说过,权贵一统朝堂时,因为阶层相同,所以根本利益一致,官爵还多能世袭,所以斗个什么劲儿?就算真有仇,毕竟都在一个屋里上班,老子如此、儿子如此,孙子没准继续当同僚,弄不好还得子子孙孙无穷尽也。所以彼此间火气再大最多也就是扇两巴掌,犯不上弄个你死我活,否则对头一旦翻身,岂不是给子孙招祸?

勋贵最在乎的就是“传家”二字,所以这种事一般犯不上。就算火气憋不住了,还不如一起去欺负皇帝,毕竟还是皇帝比较好欺负。

可科举一统天下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些进士出身的士大夫们哪怕能把官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要是子孙不争气、考不上进士的话,家族的权势就得一夜回到解放前。没有了子孙的顾虑,更没有世家通过联姻等方式结成的长达数百、上千年的关系网,所以我管你是谁,为啥不斗个死去活来?

所以我们就看到自打北宋开始,只要某个家伙成了高品大员,就得赶紧给自己找个对头,而且还得是一见面就得跟斗鸡似的那种对头。等到单打独斗无法满足胃口时,他们就开始拉帮结派,于是无底线的党争就开始了。

这种情况造成了两个严重的后果。其一就是皇权开始发威,皇帝从小透明般的代言人角色一跃变成了能真正主宰天下众生命运的话事人。毕竟当臣子无法再铁板一块、还得求助于皇帝吹偏哨时,双方权势地位的转化是必然的事情,这个很好理解。

所以说什么君主集权,在两宋之前唯有秦皇汉武等少数猛人皇帝才玩得传,英明神武如唐太宗李世民也不得不摆出一副“虚心纳谏”的姿态,委屈到了得等到魏徵死后去刨人家坟头的程度。可当朝堂上的勋贵、士族子弟被士大夫取代之后,皇帝就一天天的威风了起来,“朕躬独断”才成了日常。

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两宋皇帝多怂啊?可这只是一种假象。就拿看上去最怂的宋仁宗赵祯来说,别看他成天被大臣们喷得体无完肤,但人家在位42年间可是换了23任宰相啊。这意味着啥?甭管那些权臣在皇帝面前蹦跶得有多欢,统统可以“片纸中出而夜就缚”,想怎么弄你就怎么弄你。

所以人家赵祯不是不敢对喷,而是没必要,更犯不上、嫌掉价,还能落得个仁君的名声,何乐而不为?

其二就是文贵武贱的现象一发不可收拾,武将被欺负成了狗,连领兵打仗的权力都被文官抢去了。让不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结果可想而知,就是两宋被契丹、党项、女真、蒙古轮番虐得。大明除了二祖在位时雄起了一把后也是老太太过年,什么蒙古余孽、建贼、闯逆没一个打得过。大清朝开始还好,最后也沦为一个德性,至今还被人咒骂不休。

其实出现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科举。既然一个进士出身成了士大夫的立身之本,哪怕是出于本能他们也得拼命维护其超然的、闲杂人等无法染指的地位。武将还想凭借军功出将入相?且看老夫拖后腿的手段!

所以一个狄青冒出来,平日里互相内斗得能把人脑袋打成狗脑子的士大夫们转眼间就站进了同一个战壕,不弄死这个异类誓不罢休。所以一旦跟哪个异族打起来了,士大夫就会赶紧跑到皇帝那里吹耳边风,大讲特讲前汉前唐的军头跋扈、威凌君王,所以这仗就不能打,不能让武将立功。就算非打不可了,也得让文官出马——毕竟那么牛笔的科举咱们都不在话下,更何况区区战事?话说老夫当年也是翻过几页《孙子兵法》的,打起来怎么也比粗鄙的武夫强上那么一丢丢吧?

而文贵武贱这种事情,在两宋之前根本不可能出现。毕竟一个粗鄙的武夫,可能出身博陵崔或是陇西李,你一个饱读诗书的文官呢?可能是人家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都不屑于联姻的对象,到底谁比谁尊贵些?所以在那个只看家世、门第的时代,文武非但没有贵贱之分,更不殊途——文官可以上马杀敌破国,武将也能登堂拜相,彼此间为何要有矛盾?

这并不是说士族门阀的道德水准就比科举考出来的士大夫高尚,事实上前者可能还要更坏些。但唯有一点,那就是士族门阀在作恶的同时,通常还会考虑后果。毕竟做老子的卸任了宰相,儿子没准还得接班,就算下一代做不成宰相,权势地位也不会少。那么做老子的肆意祸祸这个国家,岂不是给儿子添乱,甚至是要断子绝孙的节奏?

所以士族门阀尽管也干坏事,但有顾虑就得有点底线。如果他们意识不到这一点,家族也不可能继续传承下去。

而这种顾虑对于科举考出来的士大夫是不存在的。毕竟老子穿朱服紫,儿子大概率就只能做个富家翁,孙子没准就得沿街讨饭——富不过三代嘛。那么只要自己的任上不出事,日后国家破碎、百姓离散、异族入侵又关一个土财主或是要饭花子什么事?

这还算有良心的。更多的人会趁权力在手时大肆谋取私利,这才有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毕竟在权力过期作废的前提下,不赶紧大捞特捞,以后哪有机会?

失去了未来对于人性的约束,于是两宋以后官员的道德水准只能靠自己的觉悟来维持。但问题是,哪来的那么多觉悟?

比如贪腐。两宋之前最有名的贪官大概就是东汉的跋扈将军梁冀了,汉桓帝刘志抄他家时抄到的钱财,大概相当于东汉朝廷半年的财政收入。这些钱看着不少,可老梁家是河西望族出身,从汉初开始富贵了200年左右,再加上老爹梁商也当过大将军,所以能弄到这么多钱其实也没有多夸张。

而明朝巨奸严嵩也不过辉煌了20多年,分宜严家就成了大明首富,其子严世蕃甚至敢狂妄的声称“朝廷无我富”。事实也确是如此,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严嵩被抄家时,朱厚熜让刑部、都察院、大理寺、锦衣卫四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清查老严家到底有多少钱。结果调查组忙活了三个多月后,出具了一份长达140多页、名为《天水冰山录》的调查报告,指出仅抄没的金银就相当于整个大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另有珍玩、字画等宝物无数,质量居然比皇帝宫藏的还要好……再加上近7000间店铺、房产和上百万亩田产,有人估算其价值能达到3亿两白银。

如果这个数据为真,那就意味着只要严嵩还坐在内阁首辅的位置上,大明朝廷每年赚到的那点钱,起码有一半进了老严家的宝库。

当然严嵩跟和珅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这货据说贪污了价值11亿两白银的财富,相当于清政府15年的财政收入,要不怎么会传出“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段子?

北宋巨奸蔡京也是个大贪污犯,但他更大的恶在于结党营私、擅权乱政、蛊惑君王,说白了就是跟秦桧一样,对权力的欲望更大而已。像秦桧在靖康之变前还算是个主战派,可是被女真人一吓唬,尤其是在揣摩出赵构的心思后,就成了个铁杆的议和派。

反正哪种政治态度有利于他们把持权力,他们就站在哪一边。就像后来的汪某人,既然正面交锋不是常凯申的对手,那就一门心思的“曲线救国”,为此就算刨了自家祖坟也在所不惜。

在科举时代随处可见的“议和派”,在两宋之前也并非没有。可那时的“软骨头”又是什么样子的?

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北匈奴的蒲奴单于想跟光武帝刘秀结个亲家。需要注意的是,跟呼韩邪单于的对汉称臣不同,蒲奴压根就没打算投降,只是想通过和亲与汉朝建立相对平等的盟约关系。

于是大汉朝堂理所当然的炸了——区区匈奴也敢跟堂堂大汉相提并论,这不是找死吗?但在一片“干他,干他”的怒吼中,一个另类的声音出现了。司徒掾班彪就认为打架什么的太不文明,也太花钱,要不咱们智取一下?

其实老班非常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观点有点异端,非常有主和派的嫌疑,弄不好会被当场殴打,所以就特意在他的那篇名为《奏议答北匈奴》的奏疏里先开启了尬吹模式,没想到还吹成了千古流芳:

“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殊俗百蛮,义无亲疏,服顺者褒赏,畔逆者诛罚,善恶之效,呼韩、郅支是也。今单于欲修和亲,款诚已达,何嫌而欲率西域诸国俱来献见?西域国属匈奴,与属汉何异?”(《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

当然把两宋以后奸贼辈出对归咎于科举,显然是片面的。但科举成为一个王朝唯一的人才选拔方式,确实是有弊端的。尤其是到了明清以后科举制度日趋保守僵化,作得一手好八股就能做官,而且还演化出什么非进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不得入内阁之类的潜规则时,这个王朝就一定会出问题。

于是我们就看到自两宋以后,文官党争司空见惯,君子小人之争没完没了,回过头来又联手将武将欺负得生不如死,将非进士出身的统统打入奸佞行列(比如韩侂胄、贾似道)。同时没了家世背景的加持,文官们根本斗不过皇帝,只能紧抱住后者的大腿,一心一意争权夺势,而且通常只是眼前的权势。至于长远,谁顾得上?

于是一个王朝官僚的素质和道德水准,就跟皇帝素质和道德水准基本划上了等号。

两宋之后臣子啥德性都随皇帝——君明则臣贤,皇帝要是个混球,大臣一定更混蛋

于是我们才看到北宋的所谓名臣贤相,几乎都扎堆在了“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的宋仁宗赵祯一朝;于是我们才看到终明一朝唯有在开国二祖时才有开拓进取的精神,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挨揍;于是我们才看到大清朝的历史唯有在康雍乾的中前期才有看头,剩下的唯有让人越看越生气。

当皇帝本身就是个混球时,在两宋之前还有得救,毕竟大臣们还能张罗着弄死或废掉换一个。可到了两宋以后,弑君是不可能弑君的,臣子跟着摸鱼混日子都算有良心的,要想趁乱再占一把便宜,那就只能让自己比皇帝更混球了。

所以每到王朝中后期,要是不冒出一堆蔡京、秦桧、严嵩、钱谦益之类的奸贼,那才是见了鬼。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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